1984年2月的一个清晨，韶山空气里还带着露水。61岁的毛岸青站在故居门口，伸手触摸那扇斑驳木门，指尖微微发抖。几十年前的脚步声仿佛又在院中回响，他忽然停住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陪同人员见状，轻声提醒要不要进去看看，他点点头，步伐却不自觉慢下来。
屋檐低矮，堂屋昏暗。墙上挂着父亲早年的照片，旁边是一帧杨开慧与毛岸英的合影。目光落到哥哥的脸上，他整个人像被拉回到半个世纪前。有人凑过来问：“你还记得哥哥的事情吗？”毛岸青先是沉默，片刻后吐出两个字：“记得。”声音不大，却没有犹豫。
记忆最早停在1927年8月中旬。那时，父亲连夜匆匆离开板仓赶赴湘赣边，母亲杨开慧把两个孩子安顿好，天还没亮又去组织农协会。院子里，毛岸英拉着弟弟背古诗，也教他数数。雨天积水没过脚踝，兄弟俩套着父亲的大鞋在泥水里蹦跳，嘴里喊：“我们敢在大海里行船！”回想这一幕，毛岸青曾告诉：“那嗓音现在还在耳边。”
1930年10月，噩耗传来，母亲牺牲。失去依靠的两个孩子辗转来到舅舅家。翌年春天，又被送进大同幼稚园。动荡日子里，兄弟只剩彼此。园舍解散后，他们寄居黄慧英家。一次炉火没点着，毛岸青挨了一铁钎子，血顺着耳朵滴到地面。毛岸英赶回，先抹去弟弟脸上的血，再背起他出门。夜色浓重，兄弟俩从此流浪街头，靠卖报纸换一碗热粥。饭有时，衣无时；但再苦，毛岸英总把第一口让给弟弟。
冬天，他们在上海城隍庙旁捡到半本破字典。字典缺了封面，可页页都是宝。毛岸英白天卖报，晚上倚着神龛灯火认字，然后教给毛岸青。兄弟俩把书用月白布裹好，连睡觉都枕在头下。多年后，这本字典仍被他们视若珍宝。
1936年，经中央特科辗转联系，李云在粥摊前将两个瘦得皮包骨的小男孩送到组织。冬去春来，他们踏上驶往苏联的列车。车窗外，积雪无边。16岁的毛岸英抱着15岁的毛岸青说：“别怕，我们一起。”莫斯科郊外的国际儿童院成了新起点，俄语、数学、机械制图，一门门课程在兄弟面前展开。周恩来来院看望那次，他递来父亲的信。毛岸青问：“爸爸寄的书跑哪儿去了？”毛岸英笑，拍拍弟弟肩膀：“路远，书也得走长征。”话音刚落，两人都笑了。
抗战末期，归国消息传来。1946年，毛岸英先行回到延安。临别，他对陈祖涛说：“替我照顾岸青。”翌年，毛岸青也回国。1949年，北京双清别墅，久别重逢的兄弟再同住一屋。那一年，新中国成立，两人的日子终于安稳。白天各忙各的工作，傍晚便骑车到刘思齐家里，围坐在炭火盆旁聊苏联趣事。外人只看到笑声，却不知艰难岁月凝成的默契。
1950年春，韶山歉收。毛岸英请命回乡探亲。行前，毛岸青因扁桃体化脓住院，哥哥陪床到深夜。几周后，毛岸英才动身。返京后，他在信里告诉陈玉英：“岸青身体大有起色，待他复原，我再操心他的婚事。”字里行间满是兄长的牵挂。
同年10月，抗美援朝号角吹响。毛岸英整理行囊，把弟弟托付给张文秋：“我走后，多照顾岸青。”临别又对刘思齐说：“每周给他些零用，他不说，可也缺钱。”凌晨灯光昏黄，毛岸青站在院门口，只看见哥哥背影消失在车灯尽头。他不知道，那竟是最后一次见面。
1950年11月25日，雪落长津湖。毛岸英牺牲的电报通过加密渠道传回北京。消息被暂时封存，但冷风终究吹进双清别墅。1951年春，噩耗传到毛岸青耳中，他忽然摇晃，额头青筋暴起，随后什么话也说不出。刘思齐回忆，那段时间他常捧着一张合影坐到深夜，眼圈通红却不掉泪。身体本就羸弱，再加上精神重击，毛岸青病倒了，一连数月才缓过来。
1960年，毛岸青与邵华结为夫妻。这场婚姻在外人看来平静，却完成了毛岸英生前的挂念。后来，他很少主动提起哥哥，但每当有人说起牺牲在朝鲜的烈士，他总会把茶杯转一圈，把话题轻轻带过。可夜深人静时，他会拿出那张在莫斯科拍的照片，看上许久。
回到1984年的韶山。离开故居后，他坚持步行去晒谷坪，再攀上对面山坡祭拜祖父母。山路修好了，可坡陡，他走得慢。陪同人员劝他坐车，他摆手，说：“哥哥小时候拉着我，就是这条路。”到墓前，他深鞠一躬，什么话也没说。返程途中，他要求去纪念馆，不要讲解员。家庭陈列室里那张母亲与哥哥的照片再次映入眼帘，他站得笔直，泪水却滚落鼻尖。
离馆后，他没有直接回住处，而是独自走到池塘边，抬头看了一会儿云。旁人以为他累了，其实他在数云影，像童年时在板仓数那一排排白鹭。有人低声问他累不累，他说：“不累，心里踏实。”
当天傍晚，韶山山谷里响起远处的晚祷钟声。毛岸青收拾起激动的情绪，和邵华一起离开晒谷坪。夜色将合，他回头看了一眼故居，轻声说了句：“岸英，回家了。”陪同人员没听清，也没追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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